“朕为始皇帝。后世以计数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 这句写在统一之后的话，把 “皇帝” 这个头衔第一次刻进了中国历史。秦始皇本人大概想不到，他设想的 “二世三世至于万世”，实际只传了两代；但他定下的皇帝制度、郡县制和那套标准化的规矩，却一路延续了两千多年，直到今天还在影响这片土地。
统一之前，天下是另一番模样。东汉学者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描述过战国七国的差异：田亩的尺寸、车轨的宽度、法律的条文、衣冠的式样、言语的声音、文字的形状，七国各自一套，互不相通。秦国灭掉六国后，秦始皇推行的一连串措施，后世概括成九个字 —— 书同文、车同轨、行同伦。《史记》用极简的笔墨记下：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字。度量衡、货币、文字，一样样往统一上靠。
文字的统一，是里面最影响深远的一步。当时七国文字异形，同一句话在各国写法不同。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，创制字形固定、笔画简省的规范字体，后世称小篆。这一步的价值，远超 “好认”—— 文字通了，政令才能下达，文化才能交融，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才谈得上 “统一”。车同轨、修驰道，则是把交通和物流也拉进同一套标准里。
制度上，秦始皇做了两件影响千年的事。一是皇帝制度：皇帝自称 “朕”，表示至尊无二，政事无论大小全由一人裁决，他规定一天要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，不看完不休息。二是废除分封、推行郡县制：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、南海等郡，地方设郡、县两级，官员由中央任免考核，彻底绕开了过去分封诸侯的老路。郡县制取代分封制，被后人称作 “千年变革”—— 王朝的更替、领土的伸缩不断重复，这套地方治理的骨架却一直撑了下来。
争议最大的，是焚书坑儒。这件事在史学界两千年都没放下。丞相李斯起草的《焚书令》，把大量儒家典籍和民间藏书列为禁毁对象。坑儒的部分，争议更多：被坑的到底是 “儒生” 还是 “术士”，《汉书》的记载直接写成 “坑儒士”，也有学者认为坑的实为方术之士。章太炎做过考证，认为焚书的起因，是淳于越等依据儒家典籍 “以古非今”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子今把它放到思想史里看，认为这是商鞅 “燔《诗》《书》而明法令” 的延续，是企图以秦文化为主体实行强制性的文化统一。
对这件事的评价，史学界到今天仍是两派并行。刘泽华在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里指它为文化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，是对文化的浩劫；也有学者提醒，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分析，把它看作秦始皇为维护统一采取的应急措施。有人翻出记载说，焚书坑儒之外，秦始皇晚年的过失还有不少，可后世一提秦始皇，总先想到这两件事。功与过怎么算，两千年下来各有各的账。
一个从统一到制度、从文字到争议都绕不开的皇帝，留下的遗产和问号一样多。郡县制、皇帝制、书同文，这些撑起大一统框架的构件，实打实地用到了今天；焚书坑儒那场对思想文化的冲击，也在史册里留下了浓重一笔。秦始皇这个人物，恰好处在 “功过” 两头都够分量、谁也替谁说不完的位置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