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44 年 3 月，当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正阳门时，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，延续 276 年的明朝宣告覆灭。然而这支曾席卷北方的农民起义军，在入主紫禁城仅 42 天后便仓皇西撤，次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，大顺政权彻底崩塌。这个一度撼动天下的政权为何如此不堪一击?其兴衰背后藏着多重历史密码。
政策失当引发士绅阶层集体反噬是大顺政权速败的关键。李自成进入北京后，推行 “追赃助饷” 政策，命令士兵对明朝官僚严刑拷打，逼缴金银财宝。据《明季北略》记载，大顺军制定了严密的勒索标准：内阁大学士需缴纳十万两白银，六部尚书七万两，翰林院官员一到三万两不等，这种系统性掠夺很快演变为暴力拷打，甚至连已投降的明朝官员也难逃厄运。这种近乎劫掠的手段，彻底得罪了原本可能中立的地主阶级与知识分子。要知道，在明清交替的动荡中，士绅阶层掌握着地方武装、经济资源与舆论话语权，他们的倒戈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在地方缺乏统治基础 —— 当清军入关时，北方州县士绅纷纷举兵反顺，大顺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内部腐化与战略短视加速了政权崩塌。进入北京后，大顺军高层迅速被胜利冲昏头脑。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，册封宫女为妃，昔日 “均田免赋” 的起义口号被抛诸脑后;大将刘宗敏抢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，更是引爆了关键矛盾。据《甲申传信录》记载，此时的大顺军 “杀人无虚日，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众”，军纪涣散程度远超明末官军。更致命的是战略误判：李自成既未及时安抚吴三桂等边关将领，也未做好应对清军的军事准备，反而认为 “关外劲敌，非我所能制”，将主力分散到各地追赃，导致北京防御空虚。当吴三桂联合清军入关时，大顺军仓促应战，最终在一片石战役中一败涂地。
军事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注定了其难以持久。大顺军虽号称百万之众，但多为裹挟的流民与降兵，缺乏系统训练与统一指挥。核心战力仅靠李自成、刘宗敏等少数将领的嫡系部队支撑，且没有建立稳定的后勤补给体系，依赖 “打粮” 模式维持运转 —— 这种掠夺性供给在流动作战时可行，一旦定都建国便难以为继。相比之下，清军早已建立起完善的八旗军事制度，加上吴三桂关宁铁骑的加盟，战斗力远胜大顺军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顺军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的治国理念，既没有吸纳明朝旧臣建立行政体系，也没有出台稳定民生的政策，基层统治完全处于真空状态。
外部势力的联合绞杀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大顺政权同时面临三大敌人：南方的南明弘光政权、东北的清军与内部的明朝残余势力。李自成未能采取 “联明抗清” 的策略，反而对南明皇室追剿不舍，迫使南明政权与清军形成事实上的同盟。1644 年 5 月，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，打出 “为崇祯帝复仇” 的旗号，迅速获得北方士绅的支持。在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的双重作用下，大顺军接连丢失河北、山西等地，最终被迫退出北京。此后虽在陕西、湖北等地顽强抵抗，但已是强弩之末。
从攻破北京到败亡九宫山，大顺政权的兴衰如流星划过夜空。它的快速覆灭，既是农民起义军阶级局限性的必然结果，也折射出明末清初权力真空期的复杂博弈。这个短暂的政权留给历史的，不仅是 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 的民谣，更警示着：任何政权若失去民心根基、缺乏战略远见，即便取得一时胜利，也终将难逃崩塌的命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