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翻阅中国古代史书时，“重农抑商” 这一政策如同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。从商鞅变法确立重农原则，到明清时期强化抑商措施，历代王朝为何对农业如此推崇，对商业却多番限制?这一延续两千余年的治国方略，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考量。
农业是古代社会的生存根基，这是 “重农” 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，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。据《汉书・食货志》记载，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变法时就明确提出 “尽地力之教”，通过兴修水利、推广农法等措施提高粮食产量。对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而言，农业不仅能提供维持人口生存的粮食，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历代田赋收入通常占国库总收入的 70% 以上，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农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。
从政治统治角度看，稳定的农业人口是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。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，既便于户籍管理和赋税征收，又能减少流民产生。反观商人，其流动性强的特点让统治者颇为忌惮。汉代《盐铁论》中就有 “商人流亡，不得亲耕” 的记载，认为商业活动会导致人口流动无序，增加社会管理难度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甚至将商人与罪犯同等对待，强制迁徙至边疆，正是出于对商人流动性可能威胁统治的担忧。
在国防安全层面，农业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。古代战争中，粮草补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。《孙子兵法》强调 “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”，而充足的粮食储备依赖于发达的农业生产。汉武帝时期为应对对匈奴的长期战争，推行 “屯田制”，让士兵在边疆垦荒种地，既解决了军粮问题，又巩固了边防。这种 “兵农合一” 的制度设计，充分体现了农业对国防的支撑作用。
抑商政策的推行还与古代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。儒家思想强调 “重义轻利”，将农业视为 “本业”，认为农民辛勤耕耘的劳动方式符合道德规范;而商人 “低买高卖” 的经营模式则被视为 “末业”，甚至被贴上 “投机取巧” 的标签。西汉时期确立 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 后，这种价值观进一步固化，《汉书》中就有 “舍本逐末，贤者所非” 的论断，将商业活动置于道德批判的境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代的 “抑商” 并非完全禁止商业活动，而是通过政策引导限制商业资本的过度发展。历代王朝对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均实行严格管控，如盐、铁、茶叶等大宗商品长期由国家专卖。这种 “官商分利” 的模式，既避免了私人资本垄断重要产业，又能通过官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，体现了古代统治者的经济调控智慧。
随着社会发展，“重农抑商” 政策的局限性在明清时期逐渐显现。当西方通过商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时，中国的抑商政策却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自然演进。但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审视，这一政策在维护古代社会稳定、保障粮食安全、巩固中央集权等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。
